第一百五十八节 规范金融业体系（2）

    真正解决钱贵银贱问题，已经到了乾隆中期，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年），银钱比例终于降到了1比1000，到了乾隆五十七年降到了1比1300，到乾隆五十九年更是到了1比1400~1450的比例，反而出现了钱贱银贵现象。官府马上收紧铸钱，很快就又上升到乾隆六十年的1比?900，嘉庆二年之后维持在1比?1020~1030的理想状态下，到嘉庆四年时候，也在1比1080，可以说已经控制住了。

    乾隆年间为什么能够控制住钱价，最根本的原因是，官府终于控制住了铜的供应。

    后世有专家认为，清代矿业在中国矿业发展史上是一个巅峰，清代前期“一百年的增长率，大大超过了此前的两千年”，清朝矿产的开发，确实比前代大大增加了。

    但这并不是矿产政策的创新，或者技术的突破导致的，主要是因为人口增加，以及对边疆富矿的开发。其中对云南铜矿的开发，大大缓解了因为日本对贸易限制，导致的铜矿输入不足问题。由于清政府依然对矿产开发的管理非常严格，经常性的禁止民间采矿，大部分铜矿的开发都掌握在官府手里。民间用铜依然不足，所以民间熔铸现象屡禁不止，可由于清政府手里的铜产量十分充足，到了乾隆中期，已经可以做到抵消民间熔铸带来的影响了。

    周琅为铸币做的准备十分充足，至少是详细收集了福建历年来的各种经济数据，对比加以分析。

    他发现，银钱比例这些年受到了控制，可是物价比康熙年间增长了许多。

    最重要的米价和布价，有老人回忆说道：“闻四五十年前，吾祖若父之时，米之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，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。今则不然，昔之以升计者，钱又须三四十矣；昔之以丈计者，钱又须一二百矣。”

    米价涨了四五倍，布价也涨了四五倍，这整齐的比例，显然不是物资短缺引起的，物价普遍增长往往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通货膨胀。

    周琅马上反应过来一个问题，满清朝廷是通过控制银钱比例来控制货币发行的，可是银钱中的铜产量清政府可以控制，但是白银的输入却是因为贸易，是清政府无法控制的。

    造成的结果就是，为了保持银钱比例，输入的银子越多，清政府铸造的铜钱就越多，结果造成货币超发，引起了通货膨胀。乾隆五十年，江浙遭受旱灾，粮食歉收，导致米价上涨，但是乾隆五十一年春夏，江浙一带风调雨顺，夏收后米价非但不降，反而见涨，对此乾隆皇帝诧异“当此民食充裕之时。一切米麦等项。市价自当渐就减落。即或未能顿减。应亦不过照前。断无转比上月加增之理”。并质疑“似此有增无减。伊于何底？”

    乾隆不了解为什么粮食丰收了，米价还会增加的原因。朝臣提出可能是官府收粮收的太多，导致市面上米粮稀缺，然后乾隆停止收了一年大米，但结果米价还在涨。乾隆只能感慨说，“米价之贵，原非一岁骤长，自不能一岁骤平”。乾隆不了解货币原理，只以为米价增长是长期积累的结果，所以平抑米价得长期努力。

    这个发现，让周琅很纠结，他联想到了后世许多国家跟美元挂钩的货币政策，导致美元储备越多，国内发行的货币越多，通货膨胀越严重。跟现在清朝输入的白银越多，铸造的铜钱越多，导致物价增长竟然是一样的道理。

    果然，贸易还是平衡一些的好。

    最近广东的物价涨的极为厉害，钱价大跌，一方面是战争影响了生产，导致商品稀缺，一方面广州抽走了太多的白银，而制钱却没有少，一直保持在过去的超发状态，这种情况，几乎让广东经济体系濒临崩溃。

    这种情况下，加上做了长期的准备，周琅准备铸钱。

    吸取传统经验，周琅打算采用现代方式，将货币的发行，跟银行整合在一起，而不是让类似户部的民政机构来管理铸钱。

    至于银行机构吗，周琅已经建立起来，取名货殖银钱公行，货殖的意思基本可以代表商业，司马迁史记中有货殖列传一篇，其中货殖的含义已经包括各种手工业，以及农、牧、渔、矿山、冶炼等行业的经营。周琅的货殖就指的是工商业，只是中国还没有引入工商业这个名词，干脆就借用古词。银钱二字代表的经营对象，主要就是银子和制钱。公行的意思，是说这个机构不是私人的，但也不是官方的，而是一家类似十三行这样的行会，关系到商业、手工业、矿产业等所有行业的一个以金钱为业务的总行会。

    目的就是将官府影响排除在货币管理之外，以免形成滥发的危机，采取公行这种传统商业组织形态，更容易取信于商人，更容易让人接受。

    为了进一步取信于商人，同时更快的融入广州商业中，周琅还请了十三行伍家的子弟来担任公行的行首，这个人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伍秉鉴，此时还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商人。

    正是在伍秉鉴手里，将怡和行打造成了第一商行，后来纵横香港的怡和洋行就是借了怡和行的名字。

    此时的伍秉鉴还是一个不到三十的年轻人，而他跟他哥哥伍秉钧一起经营怡和行已经五六年了，神奇的躲过了几次十三行商人的浩劫，现在随着潘家的退出，怡和行已经是事实上的广州第一商行。

    两兄弟取得这样的成就，完全归于运气是不可能的。而是俩人有魄力，敢开创，又能抓住机会。他们有那种开创性商人的脾性，这一点跟周琅极其相似。

    其实他们开办怡和行，他们的父亲伍国莹是不支持的。伍国莹曾经做过行商，但忍受不了官府无休无止的勒索，甚至卷款潜逃了一段时间。后来就退出了十三行，以一个普通茶商的身份经营，家业做的也很大，高达数百万两银子。是潘家的大供应商之一。

    伍国莹、潘振承这样的豪商，已经不看好十三行贸易前景，可两兄弟竟然十分渴望加入这个行业，他们认为对外商业大有可为。俩人不到二十岁就开始帮父亲经营生意，做生意的本事是有的，但他们的父亲不看好他们的眼光，坚决不支持他们去做行商。

    拗不过兄弟二人，只给了俩人一万两银子，然后就生气不管他们了。两兄弟于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年）联合应募洋商，手里只有1万两银子，只能用来上下打点，连领牌照的钱都不够，行商的领牌费在3万两至10万两之间，俩人的营运资金全部是自行解决的。

    俩人最大的机遇，是他们跟美国商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，十三行中都有自己固定的客户，潘家跟最大的那些洋商做生意，进口茶叶最多的瑞典人，英国人都是潘家的座上宾，而资本不足的伍家兄弟看上的是同样初入贸易的美国商人。

    结果美国贸易发展很快，短短几年就超越了其他国家，成为广州贸易中，仅次于英国人的第二大势力，伍家兄弟也借此成为仅次于潘家的第二大行商。

    所以上次周琅邀请十三行商人出山，也就只有伍家和蔡家出面，蔡世文是迫于无奈，已经资不抵债，不做生意还能做什么，伍秉钧却是相对积极主动。

    至于这次周琅请伍秉鉴帮自己做事，就是伍家的第一次机会了。伍秉钧大力支持弟弟担任货殖银钱公行行首，并利用自己的人脉，资本积极帮忙奔走。至于怡和行的生意，少了伍秉鉴并不碍事，这些年主持者一直都是伍秉钧，而且时人评价，伍秉钧才是一个商业奇才，要不是短命，伍秉鉴后来的成就应该归属他哥哥。

    伍秉鉴也不负众望，周琅建立的各种标准商业账册，他很快就掌握了原理，然后将账目做的明明白白。并且通过向经营最良好的商行放贷，短时间内不但把货殖银钱公行的业务做了起来，借出去了两千多万两银子，一直能够如期收回本金和利息，同时帮助外贸行业的商行迅速恢复了经营，最大的得益者就是蔡世文家族，他们总算是缓过了一口气，先是借了八百两银子，还清了之前积欠的高利贷款，然后用这些借款迅速恢复了自家生意，虽说规模上没有以前那么大，但扭亏为盈了。

    支持国内商人是周琅的初衷，伍秉鉴还开拓洋商业务，利用自家的人脉关系，他先是说服美国人通过货殖银钱公行提供担保，来进行各种交易，由于十三行的突然退出，过去洋人们习惯的担保制度结束，他们一时找不到可靠的货源，大批中小商人倒是愿意跟他们做生意，可他们不放心，有货殖银钱公行提供担保，交易往来中也是以账目往来为主，降低了现银交割的麻烦，同时质量上有伍秉鉴的保证，也可以信赖。所以美国人马上将自己的金钱往来，交给了货殖银钱公行。之后其他洋商发现了奥妙后，也积极采纳。

    结果大量洋人的银子存入货殖银钱公行的账户，伍秉鉴大量放贷的同时，不但没有降低库存白银，还能保持在一个充足的水平，这是超过周琅期望的部分，有能力的人，总是能够脱颖而出。

    当然货殖银钱公行也不是完全变成了过去十三行的替身，首先这是一家现代银行，周琅请来了荷兰人作为顾问，经营的一直都很规矩。至于伍秉鉴发展出来的贸易担保业务，其实也是银行业务之一，只是一般银行担保的是资金，而不是商品质量。

    除了开拓业务之外，货殖银钱公行还负责对广州银行业进行管理。